“如果有更多载满货物的车皮往来两边，那么铁幕也好，‘竹幕’也好，就都不再那么可怕。”

　　多年后，杰克·佩里一直记得博伊德·奥尔勋爵的这句名言。奥尔勋爵是194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52年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贸易增进理解、促进和平，是佩里圈子里那些左翼英国学者和政经界人士的共同信念。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之下，1953年7月，应中国贸促会邀请，年轻的杰克·佩里和其他15名英国企业家在西方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背景下实现了访华。

　　近日，在这次“破冰之旅”70周年之际，习主席发表贺信，称赞这些人当年“以无畏的勇气和魄力打破意识形态坚冰，率先开辟了中英贸易交流的通道”，希望中英各界有识之士传承这种破冰精神，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那次访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英中贸易48家集团”（后更名为“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现由杰克·佩里之子斯蒂芬·佩里担任主席。斯蒂芬1993年接任时，有种声音认为48家集团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决定沉寂一段时间，静观其变。

　　“20多岁时，我试图寻找世界的答案。现在我70多岁了，我想我找到了一些答案。”斯蒂芬·佩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7年早春，斯蒂芬·佩里随父亲杰克·佩里访华，和浙江杭州梅家坞村的采茶姑娘朱秀凤合影。此照片被用于伦敦出口公司60周年纪念册封面。

　　斯蒂芬·佩里小时候，家里会客厅中有一位常客，就是冀朝鼎。父亲杰克·佩里是1951年认识冀朝鼎的，从此命运就转弯了。亿博电竞官网

　　那时37岁的杰克正在伦敦经营着自己蒸蒸日上的女装生意。他出身贫寒的犹太人家庭，青年时期受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通过一位左翼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剑桥大学著名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琼是西方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之一，常公开反对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孤立，对新中国充满兴趣，有人形容她是那种“一直在找乌托邦的人”。

　　冀朝鼎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作为地下党员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成为孔祥熙和宋子文等高官信任的经济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鼎于1951年受邀访问剑桥大学，同时肩负着在欧洲寻找合作者以突破西方封锁和禁运的任务。在此之前，他已访问过比利时、法国和荷兰。

　　在琼的晚宴上，杰克聊起他和妻子上一年的环球之旅。在印度和埃及，他们首次看到大量贫困人口的赤贫状态以及贫富的悬殊，对这种不公平感到震惊和不安。

　　冀朝鼎当晚说话不多，不发问，也不发表意见，只是专注地倾听。杰克只留下了一个“沉静的中国男人”的印象。

　　几星期后，冀朝鼎邀请杰克共进午餐。此后，又邀请他一起午餐过几次。每次冀朝鼎从不谈论自己，只是介绍了一些新中国的情况，说自己想找一些愿意与新中国开展贸易的公司。他并没有做任何提议，看上去只是闲聊。

　　此后，忽然有一天，杰克接到琼·罗宾逊的电话，邀请他去剑桥一个俱乐部喝下午茶。在那里，他见到了琼和她的两位朋友。琼告诉他，他们和欧洲一些朋友痛感朝鲜战争的疯狂和破坏性，得出一个结论：为了阻止对世界和平的进一步威胁，有必要促进国际贸易。大家策划在莫斯科举行国际性经济会议，希望杰克来参加组建英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担任协调人。

　　1952年4月，民间性的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开幕，49个国家的近500名代表出席，琼·罗宾逊、杰克·佩里、冀朝鼎都在其中。大会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并通过了促进东西方贸易的倡议。莫斯科会议后各国成立了贸促会，罗兰德·伯基是英国贸促会主席。中英代表团率先展开接触，达成了总价值1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

　　大会接近尾声之际，冀朝鼎电话约杰克去会会他的一些中国同事。参加这次见面的除冀朝鼎外，还有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卢绪章及其副手石志昂。中国进出口公司是为了应对西方的封锁禁运于1951年3月挂牌成立的，独家从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卢绪章告诉杰克，中国特别希望努力与外国公司合作来发展外贸，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于贸易联络就如同中枢神经。因此希望杰克在伦敦成立一家公司，其首要和唯一目的就是与中国做生意。

　　卢绪章的提议令杰克大为震惊，眼前一片空白。他推辞说，自己对国际贸易一无所知，连提单和信用证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卢绪章笑着说，他们也所知有限，大家可以并肩学习。希望杰克的公司成为中英贸易中最重要的角色。

　　杰克觉得，这些中国朋友全都知识渊博，诚实坦率，而且给人一种特别的安全感，让人不会担心自己会被冷酷地利用。

　　冀朝鼎说话了。他说，几个月前，在琼·罗宾逊的晚宴上，他就在仔细观察杰克。正是在他的推荐下，琼让杰克来负责英国代表参加莫斯科会议的组织工作，也是他建议让杰克担任大会常务执委。杰克可以创立一个一流的公司，和中国政府一起开启新事业，与中国人民做朋友。

　　杰克觉得，自己好像突然下海了，而且是下到了深海。这让他感觉既像做梦，又像漫步云端。

　　回伦敦两天后，他去拜访了位于利登豪大街的中国银行驻伦敦办事处。新中国政府从原政府手中接收了这里，并留用了少数雇员，经理楼福卿就是其中之一。

　　楼福卿告诉杰克，已收到国内指示，中国银行将为他的新公司提供全面的财务支持，包括人员工资和一切运营资本。不过，所有信用证及其他单据都只能由中行确认，不允许别的银行加以担保，因为那样会挑战中行的“金融可信度”。

　　1952年5月，杰克的伦敦出口公司（London Export Corporation）成立了，大家喜欢简称它为LEC。杰克主动决定，每季度向中行提供财务报表，以示开诚布公。

　　中方建议，第一笔生意先从进口羊毛条开始。羊毛条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原脂羊毛洗净精梳成条的，可以上机纺成精纺毛纱，再织成纯毛面料。根据中国与苏联签订的长期贸易合同，中方要为苏联提供大量男式西服成衣，需要进口数量很大的羊毛条。

　　羊毛条不在英国的禁运清单上，可以合法贸易。卢绪章要求LEC作为代理，为中方首批购买50万英镑的羊毛条，如果品质令人满意就继续购买，全年购买金额可达150万英镑。暂定扣除所有营运费用后净利润的10％，作为LEC的利润。

　　6月，第一笔生意顺利谈成。虽然卖家一度希望由伦敦的一流银行来为中国银行的信用证做背书，但在有竞争力的购买数量和出价面前，对方很快让步了。

　　货运到上海后，杰克怀着紧张的心情，去位于德国东柏林的中国进出口公司驻柏林代表处听取了国内对第一批货的反馈。石志昂告诉他，30％的交货非常好，20％的品质很差，但总的来说比预期好得多，并下达了45万英镑的第二批采购计划。石志昂还建议他，可以开始做中国产品的出口了。

　　将中国商品出口到欧洲市场，为中国赚取宝贵的外汇，是LEC成立时就被赋予的重要任务。传统出口商品主要有茶叶、大米、花生、肠衣、地毯毛、腰果、杏仁、饲料、猪鬃、裘皮等。石志昂建议他，可以先从茶叶做起。茶叶不属于禁运商品，而且伦敦是世界上茶叶进口量最大的地方。

　　杰克了解到，中国茶有两类，一类是高品质茶，但是产量少；一类是普通茶，品质不稳定，但货源充足。当时西方开始流行喝袋泡茶，这是由三四十种茶叶混合制成的，对中国可以大量、稳定供应的低价茶叶正好有需求。因此，不久后茶叶部成了LEC最赚钱的部门。

　　11月，石志昂通知杰克等人，北京考虑邀请一个英国代表团于来年访问中国，以跟进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协议的执行。

　　1953年7月，由16家英国企业代表组成的访问团在香港汇合，准备前往北京。

　　7月6日，中国进出口公司与来访的英国代表团签署了价值1100万英镑的进口合同，其中800万涉及禁运政策，还有价值750万英镑的出口合同。

　　这次访问后来被称为“破冰之旅”。杰克认为，这是反禁运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禁运的效果日益减弱，“华盛顿就如站在海边的克努特国王，妄想恳求潮水退去”。

　　1975年，石畏三和妻子吴金芳在伦敦佩里家中做客。前排左起：吴金芳、多丽丝·佩里，后排左起：石畏三、斯蒂芬·佩里、格雷姆·佩里、杰克·佩里。图/受访者供图

　　就在“破冰之旅”这个月，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了。禁运开始有所松动。

　　1949年11月，“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在冷战氛围中不公开成立，以协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管制。朝鲜战争爆发后，巴统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952年秋，巴统成立了“中国委员会”，制定了中国特别禁运清单，其严苛程度远超对苏东阵营的禁运。

　　杰克等调研发现，巴统成员国执行的标准并不一致。美国全面禁止与中国的一切贸易，英国有最长的禁运单子，紧随其后的是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日本。有些国家其实希望开展对华贸易，如法国常常被批评为“不靠谱”。巴统成员国之间没有官方协议，实际操作依赖于各成员国，有人感叹这是在“驾驶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

　　参加破冰之旅的代表回国后，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议会邀请罗兰德·伯基等代表分享在中国的经历，80多名议员参加了是否应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激烈辩论。

　　英国国内与新中国恢复贸易来往的呼声很大。1949年之前英国是与中国做生意最多的国家，1951年英国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后，中英贸易额急剧下降，香港地区受到很大影响。英国还有1.78亿英镑在华资产被冻结，这是个庞大的数字。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

　　反禁运运动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组织议员在下议院对部长们公开发问。只要轮到贸易局局长作答，总会遭到各种难堪问题的轰炸。“中国委员会”的存在成了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

　　北京之行后，破冰之旅成员开始集中精力就禁运清单上的商品申请出口许可证。贸易局官员以前会立即拒绝，现在的说法变成了“将进一步考虑”。慢慢地，北京贸易协议中的青霉素、磺胺等抗生素以及镀锡铁皮等，都得到批复准予出口了。

　　破冰之旅是莫斯科会议的后续，媒体只要一提到他们就会加上“莫斯科”这个前缀，因此杰克建议，他们这16家公司可以成立一个“中国贸易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正式发展为“英中贸易48家集团”。

　　“48家集团”的活跃引起了怡和洋行、太古集团等以香港为基地的中英贸易“老手”的极大不安。他们致信中国外贸部，说中国政府“偏爱几个只知道利用目前政治形势的英国人”，而他们才足以代表英国成千上万家公司，表示愿意成立一个专门组织，与中国开展贸易。

　　1954年4月30日晚，杰克突然接到电话，要他和罗兰德·伯基马上赶去日内瓦，与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汇合。

　　原来，当天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了会谈。艾登说，英国一些工商界重要代表想来日内瓦，与周恩来及其一行举行会见。周恩来想了想说，建议英方先提交拟参加会见人员的名单。

　　在日内瓦会议的两三个月间，杰克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日内瓦，以备中方咨询。英国工商界代表团到来时，石志昂要他待在附近，但小心不要与英国代表们撞上。

　　英国代表团与中方会谈了两天，达成了双方贸易代表团互访的协议。1954年6月，英方方面成立了中英贸易委员会，用“Sino”代表中国，以区别于48家集团（当时还叫“中国贸易委员会”）所用的“China”。

　　石志昂特意告诉杰克，他知道这种新的安排可能会让破冰之旅成员感到不安，但中国人不是机会主义者，不会因为英国政府现在态度转变就冷落老朋友。他说，他是得到上级授权说这些话的。

　　此后，英国贸易当局释放信号，暗示也许将援引“例外程序”来启动签发对华出口许可证。

　　1957年5月，英国政府推出“中国区别对待委员会”，单独宣布对中国的禁运放宽到与苏联东欧国家同样的水平。475项禁运商品（原子能及军火除外）中，解禁207项，监视出口63项，限量出口25项，完全禁运的尚有160项。对此，美国表示“非常失望”。

　　随后，参加巴统的15个国家中，除美国、加拿大、土耳其、希腊外，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放宽对华禁运政策。

　　有合作伙伴曾问杰克：“你难道不害怕和一个国家的机构共事吗？”杰克说，有些人或许会觉得他的决定像在赌，但奇怪的是他毫无这种担心。试金石还是经济上的，因为大家的出发点说白了就是追求利润。

　　1971年7月的一天，杰克突然接到美国驻英大使馆副领事打来的电话，告知他的签证被批准了，这让他一头雾水。

　　从1954年起，他和妻子多丽丝多次申请去美国探亲，每次都理由不详地被拒签，17年中被拒签了几十次。但这一次，他并没有提交过什么申请。

　　很快他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即将访华，消息震撼了整个世界。

　　1972年初，斯蒂芬·佩里陪同父亲杰克前往中国驻英代办处，面见商务参赞。斯蒂芬回忆，商务参赞挽着他父亲的手，附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并递给他一份文件。不久，斯蒂芬得知，中方希望伦敦出口公司马上到美国寻找供应商，以便在尼克松访华后尽快从美国人那里购买清单上所列三种商品。

　　“我父亲说他已经老了，这件事需要年轻人来做。”由此，当时还在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学位的斯蒂芬开始入行。

　　1972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开始关系正常化，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大国相继建交。禁运逐渐成为历史，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激增，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

　　斯蒂芬回忆，他刚接手公司生意时，很害怕公司会因此触礁。美国人、德国人等中国市场上的老人都想要来分一杯羹，LEC的处境日益艰难，贸易额不断降低。他和同事到处拜访客户，请求他们宽限时间，又与中方商量，请求给予更合理的价格和付款方面的帮助。

　　有一次，因中国市场超卖，导致市场，LEC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不久，中方给了LEC一份花生报价单，每吨1200美元。斯蒂芬想，这怎么可能？牛市价格也才每吨800或900美元。

　　然而，生意很快找上门来，他们当天下午就卖掉了500吨。斯蒂芬希望再向中方订购500吨，中方回复，给你1000吨，但不要着急出手。不到一周时间，花生的价格已经涨到1800美元。

　　斯蒂芬后来才知道，之所以价格暴涨，是因为美国花生歉收，尽管当时中美没有这方面的贸易联系，但中国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弥补了之前给我们造成的损失。”

　　1971年，石畏三被派往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商务处，1975年妻子吴金芳也来此工作。石畏三后来担任了外经贸部司长、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与佩里一家终身保持了友谊。

　　石畏三回忆，70年代LEC遭遇生意低谷，驻英国大使馆商务处向外贸部和国内各家进出口公司反映了情况。中方后来以优惠价格向佩里父子提供了一些易推销的商品，帮助LEC存活下来。

　　“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们会全力协助；在他们遇到经济困难时，我们也会采取切实措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石畏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美建交以后，LEC逐渐将重心转向美国。在斯蒂芬眼中，其履历里最醒目的一条是帮助中美建立合资香烟工厂。

　　一开始，中方希望美方投资50％，但美方只想出资27％。“中国人很不解，说佩里先生，你是说他们只出27％的钱却要拥有50％的股份吗？我说，你不妨换个视角看，虽然他们只投了27％的资金，却要承担50％的责任。”

　　最后，形成了中美各占50％股份的董事会。中国起初只有2％的香烟装有滤嘴，20年内这个比例达到96％。美国得到了利润，而中国得到了滤嘴制造技术、大量的就业和税收。

　　一桩看似不平等的买卖，满足了不同的利益。斯蒂芬觉得，中美现在需要探索的，就是如何在价值观和利益分歧的情况下展开更多的合作。双方都有一些人不太知道如何合作，但正如杰克·佩里所说，佩里家族的专业就是中国。

　　斯蒂芬说，多年来中国人习惯称呼他父亲为老佩里，叫他小佩里，虽然他已经70多岁了，却好像永远没有成熟。“什么时候我可以成为老佩里？他们总是告诉我，老佩里永远会是你的父亲。”